据了解，金庸对与三联的合作也非常满意。从整个合作过程来看，“我记忆中没有任何不愉快之事。”而金庸在为三联版写的序中，很温情地追述了他与老“三联”的缘分:“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内地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内地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也充满了温馨之意。”
3、独特的营销策略
1994年5月，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正式推出，甫一亮相，便立即赢得一片好评，也成为图书市场热捧的对象。其实在决定出版金庸作品之前，董秀玉一直有一个担心:“学术文化类书籍很容易被冲击，所以我也怕金庸的书冲了三联的文化书，毕竟文化类书目才是三联的主业。”为此，三联书店经过研究讨论，有了两个让业界有些意外的营销举措。 内容来自www.qqlingdiw.cn
其一，坚持整套出版和销售。当时盗版金庸作品很多，分散销售对于冲击盗版作品没有任何优势;同时，这也是三联的整体战略。当时三联一年新上架书有120种，如果拆开卖，单是金庸的作品就占三联一年新书的1/4还多，这个比例对三联未来的销售有潜在的威胁，也会影响三联的主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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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每次订货会不上“金庸作品集”。这主要考虑订货会上新华书店都有份额，货款有限，订了金庸就很难再订别的。所以上订货会的全部都是学术文化类书籍，这样就保住了学术书年年增长。另外，金庸的书没必要再借助这种场合去推销，可随要随添，不影响销售。董秀玉回忆，在与金庸签订的出版合约中规定，前五年每年5万套，后三年每年4万套。算下来，一千多万册的销售量，“整个回款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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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书占了很大码洋，两三千万，如果我们把宝都押在他的书上面，给我们后面带来的风险也很大。”董秀玉坦言，这样的举措也是为版权期结束所做的长远考虑。“版权书一定有走的那一天，而我很清楚我们的根本是学术书，这是不能动摇的。所以合约期间我非常清醒一点:一定不能让版权书冲击主业。只要我们按合同每年保证销售5万套，其他你无权干涉。庆幸的是，我们坚持得还不错。”现在看来，三联书店当时的决策非常有远见，在三联与金庸合作的八年间，三联的学术书籍非但未受到影响，反而一直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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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联书店原来的计划中，曾打算出平装本、精装本和小开本(即口袋本)，平装本先出。从实际销售看，平装作为整套销售是最合适的。三联最终只是装订了一些精装书，是作为礼品的非卖品，曾送了5套给金庸。1999年4月，三联书店又根据市场需要，推出“口袋本”金庸全集，短时间内印数达到5万套。随着电视剧《笑傲江湖》的热播，又掀起新一轮金庸热，2001年3月，三联书店又印了6万套《笑傲江湖》和部分“金庸作品集”，使市面上一度脱销的“金庸作品集”再度与读者见面。 本文来自东方前沿网
董秀玉介绍说，从合约过程整个来说，都很顺利。代表金庸的代理是两个大会计，他们对账本很精通，到年底时，三联会打开仓库，请版权方面来审核销售情况，操作非常规范，对方也都对三联的销售和账务以及诚信度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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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八年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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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联书店出版档案关于“金庸作品集”的卷宗里，还保留了数封读者的来信，其中一位来自上海的老编辑说自己在退休后才开始看金庸，立即被其“大气磅礴，想象诡异”的风格所吸引。有趣的是，这位老编辑在信后面列了长长一个单子，列出自己校出的错误，其认真程度令人感慨。还有一封年轻读者的来信，仔细地纠正了插图的一个错误。“有一节是杨过与黄药师分别从两旗杆跃下，书中有一插图，图中杨过断的是左手，而书中杨过断的是右手，此已是自相矛盾。”他还希望编辑们能转告金庸先生。读者对这套作品的喜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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