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不断地被世人创造，也不断地被世人遗忘，有的遗忘是年迈后记忆
的衰退，有的遗忘是被“大时代”所冲刷、被“大历史
”所遮蔽。当时过境迁，有些遗忘就将成为“永远的遗憾”。感念于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抢救
人类记忆
的队伍，致力于“口述
历史”（Oral History）的事业。
《口述
上海——小三线
建设
》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徐有威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三版，以下简称《小三线
建设
》）
毫无疑问也应当被列入口述史的范畴。从2009年至今，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已经为上海小三线建设“重见天日”奋战了八度春秋。在这本书中，记录了四十三名小三线亲历者的口述访谈，兼顾参与者的身份、职位、年龄和性别，从多角度、多层面展现小三线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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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故事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1963-1965年是“二五”计划之后的三年调整时期，“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仍在发挥主导作用。中国经济刚刚从“大跃进”的惨痛经历中恢复过来，优先发展“吃穿用工业”是当时国家经济计划的总基调。在毛泽东看来，战争威胁正在步步逼近。他的忧虑是有依据的，彼时中苏、中越边境地区摩擦不断。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向中苏边境大量增兵，规模达到五十四个师近一百万人。同时，美国在越南的武装行动愈演愈烈，战火很快蔓延到中越边界。在1964年5、6月间，党中央讨论“三五”计划之际，毛泽东提出要搞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
所谓“三线”，是以地理位置区分。沿海和边疆的省、市、自治区为一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的西南、西北大部分地区为三线，作为战略大后方，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此三线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也要有自行投资的后方基地，俗称“小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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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线地区的上海将自己的小三线设在了毗邻省份的皖南与浙西山区，由上海各工业系统企业对口包建，输送员工。从1965年选点筹建至1984年调整交接，共建成八十一家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及职工家属超过七万人，总投资七亿五千两百万元。主要的军工产品是反坦克的40火箭筒（弹）和防空的57高炮，另有配套的炮弹、炸药、榴弹、指挥仪等生产线。
皖南小三线地图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世人能够从报纸公开报道中读出三线建设的蛛丝马迹之时，它实际上已经走过了最辉煌的时期。1988年，上海小三线人员全部撤回上海，数万人很快被遣散，重新适应上海的都市生活。时至今日，小三线的故事随着他们记忆的衰退正在被遗忘，小三线的历史也将随着他们的老去不再被知晓。
三线建设作为一次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输出和人口迁徙，并不稀奇。它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主要缘于被输出的技术和人员属于军工性质，涉及国防战略安排。从工厂选址到建成投产，从动员招工到陆续停产，一切都被要求秘密地进行。客观的限制使得口述史成为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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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无字史”最为有效的突破口，《小三线建设》的价值由此凸显。
记忆与阐释
口述史不仅关乎记忆，还关乎对记忆的阐释。记忆的过程本身夹杂着主观的因素，而事后的经历又影响着口述者对记忆的阐释。从某种程度上说，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可能比“死”的本文更加含混。口述里既包含有个人的情感偏好、私心仇恨，也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时代的宣传教化。“过去的声音”难免也是“现在的声音”。
个人的记忆具有主观选择性，个人对记忆的阐释也带有主观选择性，换句话说，记忆的内容和对记忆的阐释都不是完整的真相。哪些过去被忽视？哪些过去被记忆？
安徽省绩溪县小三线交接办公室的汪福琪已经回忆不起三线职工与地方群众的纠葛。但是，一名女职工多年之后回到皖南悼念亡夫的感人情形，却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第205-206页） 东方前沿网
。情感的投入会加深记忆的持久度，也会影响口述者对记忆的阐释。没有多少受访者愿意用“失败”二字来形容二十多年的小三线建设，但谁也不能否认，去到小三线多年之后，他们是多么渴望早日回到上海。
1979年以后，小三线面临着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产业的困境。当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军工产品需求量锐减，多余生产力必须向民用品转型。但是，三线企业建设之初，考虑军事隐蔽性，大都依山而建，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导致成本高昂，根本无法适应商品经济。转型后，生产出的民用品毫无市场竞争力，企业的经营是每况愈下，人心涣散。当工人们听闻广东的小三线已经从山沟里搬迁出来，情绪愈加波动，思乡情绪更切。皖南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职工们刚去的时候有新鲜感和干劲，有困难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可日子长了，不由感到乏味。娱乐活动贫乏，爱读书的青年无书可看，年轻姑娘休假时想上县城，无奈路途遥远，走到半路不得不放弃折返。子女的教育和户口问题，年迈父母的赡养问题，青年男工的婚姻问题……到后来都是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工人逃回上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73年以后上海还给了后方一年六十个回沪名额（第121页） copyright www.qqlingdiw.cn
。时至八十年代，听到可以回上海了，老工人激动得高血压发作（第390页）
。
其次，就客观而言，个人的记忆与他在事件发生时所处的位置和角色紧密相关，因之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观察者可能出现多种阐释。
说起小三线职工的筛选，“好人、好马、好刀枪”是小三线人再熟悉不过的动员口号，早先被动员去的职工无不自豪地说，小三线挑选的都是上海工厂里的骨干力量，家庭出身、政治表现都要过硬。职工的认知是这样，但动员的干部知道许多厂里是厂级干部带头，率领一批人马过去，不排除他们是被厂里排挤出去的。有的是车间对口包建，一整个车间“一锅端”，至于职工的个人条件，放得很宽，并不严格筛选（第77、226页）
。特别是1972年以后，小三线后期的动员工作愈加难以开展，八十年代初分配到小三线的大学生实际报到率不到十分之一（第23页） copyright www.qqlingdiw.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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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撤回小三线的决定，书中至少出现了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阮崇武。1983年，他从前任韩哲一手上接过了小三线的重担。在他看来，小三线的回撤是借了1984年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包括上海在内的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的东风，上海趁机提出继续支援皖南小三线成本和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在很小的范围内迅速低调地完成了小三线的撤退（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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