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一年多之后，曾经的“风云人物”丁磊，终于“出山
”。这一次，这位汽车老将的新身份是：华人运通技术公司董事长。
不过，丁磊似乎变了，变的不止是身份。面对《中国汽车报》记者的提问，他却更愿意先谈“自己”，而再言其他。
“过去几十年，每当面对媒体时，我都是谈行业、谈企业、谈产品，到了今天，我想谈谈自己，也许这会帮助大家了解我的真实想法。”他说。
于是，近2个小时的交流时间里，丁磊从少年时代与周总理的一次面缘说起，谈到复旦求学时期的一次难忘经历，而后追忆20余年的汽车职业生涯和辉煌履历，再至短暂的从政经历以及回归创业……他将这30年的心路历程一股脑儿地告诉了记者，语速虽缓，但却流露出渴望得到理解与共鸣的真切。
60年代生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了动乱时期，接受了高等教育；体验过动乱贫穷，沐浴过改革春风。 内容来自www.qqlingdiw.cn
如丁磊所说：“我的人生成长历程就是得益于时代发展，我也是中国现代汽车工业的见证者、亲历者。”
在我们的交流中，丁磊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产业人”。虽然在外界眼里，华人运通正是所谓“造车新势力”，但他却不愿与其他同行相比较。
“请不要着急问我华人运通产品的目标人群、生产和销量计划。我们的出发点是，不想被拉回到今天去做比较，而是要面向未来。”他不止一次强调。
于是，当听到了他的一些故事，听到他说“要为中华汽车产业之崛起而做些什么”的时候，一个怀旧的丁磊、一个自信的丁磊、一个踌躇满志的丁磊，叠加成一个“理想主义”丁磊，立体呈现在记者面前。
丁磊告诉记者：“我是一个要把本职工作找出意义的人。”言下之意，往昔30年岁月，角色换过多次，但初心不曾更改。 东方前沿网
以下口述文字，根据《中国汽车报》记者对丁磊的访谈而整理：
“这样一个触动，让我下定决心留在国内从事实业。”
昨天（5月27日）我刚从天津过来（北京），是去参加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活动。这个活动是在中央正式纪念活动之外的一个活动，规格较高，是上海时代文化发展协会和华人运通作为主要协办方来组织的。我是上海时代文化发展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和华人运通董事长。
为什么
参加周恩来纪念活动，是因为从少年时代起，我就被周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所打动。这句话在我人生中的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理解和感悟。现在我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抓住时代机遇，“为中华汽车产业之崛起”做些什么。
1972年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来上海时我是一名少先队员，在虹桥机场参加迎接活动，远远目视一位日渐变老但身姿依然挺拔的领导人走过来的时候，激动之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就在我脑海浮现并埋下深深烙印。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认识到，周总理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更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时刻激励着我们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copyright www.qqlingdiw.cn
我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号召广大青少年向科技进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及出于对爱因斯坦的崇拜，我选择了复旦核物理专业，师从杨福家教授。他是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原子核专家，当过复旦校长，也是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的学生。我读完四年大学又师从谢希德教授，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里根总统对她非常尊敬，也曾经是复旦校长。当时我成为固体物理学中的半导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1988年我从复旦大学物理系硕士毕业时，正值改革开放10周年，中国发生很大变化，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充满了无限吸引力。
作为优秀毕业生的我也曾经准备出国，因为那时中国科研水平还比较落后，要进一步做基础研究就要到美国去。谢希德校长帮忙推荐了美国几个学校。同时，那时国内改革开放的环境已经形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抉择是，留学还是投身到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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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前的一件事，虽说不是完全影响我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也就是这样一个触动，让我下定决心留在国内从事实业。我是半导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要接触大量实验设备。其中有一台红宝石激光发生器是从国外进口的，需由该国工程师来现场安装。我当时联系复旦校办安排了一部上海牌轿车和司机专门接送他们。外国工程师安装调试实验设备完毕后，我送他们去虹桥机场回国。结果车在半路熄火了，司机很着急，怎么都发动不起来，需要人力推。我们下车叫了几位小学生帮忙一起推，才发动起来。其实那时这种情况很多，不仅是上海牌，其他国产牌子的汽车也这样。我还记得，因为当时乘坐小轿车算是一件稀罕事，推完就让小学生们上车兜了一圈作为感谢，我们再往机场赶。在机场办理手续的时候，这两个外国工程师聊天，一个说：“那车就是个joke（笑话）。”另外一个说： 东方前沿网
“我倒更想说就是shit（狗屎），因为中国没有工程师。”我正好走过来听到，觉得很受刺激。那两个外国工程师立马改口安慰我说：“你还可以的，你将来会成为教授。”
“在上汽的20多年，不管是做合资还是自主，我都是幸运的。”
1988年研究生毕业时，我决定放弃赴美留学读博的机会，进入上海大众，开始了我的汽车职业生涯，也自此亲历了桑塔纳的国产化进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还处于非常落后的时期，上海大众算是当时最先进的汽车合资企业。当时江总书记在上海当书记，把桑塔纳作为一号工程。时任市长朱镕基亲自挂帅，并成立了桑塔纳国产化共同体，后来还成立了桑塔纳基金。
我进入上海大众后，一开始是工程师，后来管4个人，后来管30多人，到1995年开始管60多人。我在上海大众负责采购的质量保证。 内容来自www.qqlingdiw.cn
当时德国人很强势，中国零件一定要在德国认证。我们等于是拼了命也要保证中国的零部件能够通过德国大众严苛要求，并尽快完成国产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