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笔账就算一笔账,有一条人命算一条人命,证据达到定罪标准的,就判;证据没有达到定罪标准的,那么只能依法不判。王书金充分享受了疑罪从无原则这一法定权益。尽管有些人认为王书金不配,但有聂树斌案殷鉴在前,这种坚守显得格外有意义——这样也能避免下一个聂树斌的出现。
实际上,本案的诸多细节都体现了司法机关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坚守。比如此前未被认定的张某芬案出现新证据后,最高法于今年11月9日作出了将王书金案发回重审的裁定。
简单地说,就是之前没有对张某芬的尸体做DNA鉴定,没有确定死者身份;现在经过DNA鉴定确定了死者身份,证据达到了定罪标准,那就需要发回重审,认定王书金是张某芬案的真凶,这体现出的也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法律真相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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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认定王书金是哪几起案件的真凶,不能全面依赖王书金本人的口供,而是高度依赖扎实、合法的证据链,形成证据闭环,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标准。
值得一说的是,当初对聂树斌案的纠错,也不只是依赖王书金单方的口供,或是以认定王书金是真凶作为前提,而是基于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坚持。这也体现了法治的严肃性、复杂性。法治并不会像“包公案”、“名侦探柯南”那样靠侦探开脑洞就能打开“上帝视角”,法庭上要靠合法的证据说话,要坚持现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标准。
王书金案一波三折、判得“谨慎”,这背后体现出的是司法理念的进步,是对之前冤案教训的汲取。而只有这样的坚守,才是对聂树斌的极大告慰,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聂树斌们含冤而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