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集成电路产业
亲历者
讲述
：为什么
我们
能做成
两弹一星，半导体产业
却不行？
陈伊凡
对于一个在中国
半导体产业洪流中走了57年的人来说，朱贻玮看上去淡然从容。
6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北京将台路地铁站附近的一个商场二层的座椅上，他坐在我对面。
朱贻玮今年83岁，老式黑框眼镜，花白的头发梳得齐整，熨得平整的白衬衫，系着一条红色的编织腰带，清瘦却精神。我们
谈话地点所在的酒仙桥，曾是早期中国半导体产业重要力量的汇聚地，上世纪60年代亚洲最大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就位于此。
谈话期间，全球半导体产业正在疫情蔓延之下发生变革，半导体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战场之一，国内半导体正在迎来黄金时期，大陆规模最大集成电路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回归A股科创板，在6月19日首发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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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无疑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其背后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创始人张汝京。而在张汝京和他的技术团队第一次到大陆来，建立如何代工的管理制度，却是在当年上华与华晶合作项目时期，朱贻玮在上华担任顾问工作，全程参与了那次的合作。后来的华晶上华公司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家完全意义上的晶圆代工厂。
科创板、集成电路大基金，还有越来越多的民间投资进入半导体行业，这都与30年前朱贻玮所面临的情境截然不同。
1963年，朱贻玮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毕业后进入北京电子管厂（774厂）工作时。
从中国第一台第三代电子计算机所用集成电路的研制到第一个半导体集成电路专业化工厂（878厂）的建立，从燕东微电子的筹建再到华晶与上华公司合作，朱贻玮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我国最早一批进入中国IC制造业的人员之一。 www.qqlingdiw.cn
前半生朱贻玮一直是集成电路产业这条河流中的先行者之一，退休后的朱贻玮，依然在为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奔走。
“中国IC起步并不晚，1965年底13所在国内第一家鉴定了DTL型双极型集成电路，跟世界上发明IC只有7年距离。”朱贻玮说，“但发展30多年之后，中国IC产业在科研、技术水平上与世界水平有15年左右的差距，在工业生产上则有20年以上的差距。”
“为什么
近三、四十年毕业出来的微电子半导体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在国内的芯片制造企业中却很少见到？”“为什么我国能做成
‘两弹一星’，而多次扶持的IC产业却和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拉大？”采访中，他总是反复提及这些话。
现在半导体专业的毕业生们很少从事制造行业，这是让朱贻玮心痛的事。 东方前沿网
2017年，朱贻玮开始每天晚上在电脑上把自己一生在半导体产业的经历一点一点写下来，“当年我们进入半导体行业的，很多都是清华的学生，我曾建议清华同班同学每人写一篇文章，回忆当年工厂建了多少条线，建了什么公司，研究多少产品。”朱贻玮说，“但同学们都不感兴，老了淡了，只有我不死心，趁着脑子还有记忆的时候，把往事写出来，留给后人看看，也许还有一些用处。”
溯源：从774到878
2020，当新基建成为宏观决策话语中的关键词，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底层支撑。半导体产业发展被纳入“十三五”规划的69个重大任务中。
但这样的重视在半导体产业发展上并不是第一次。
“我国多次五年规划IC自给率要达到30%，乃至50%的目标始终达不到，为什么？”朱贻玮在他的二十问中提出。“政府未能一贯地制定、执行对IC产业的优惠政策。而计划经济下产生的国有IC企业，难以适应高风险、高投入、高竞争的IC行业特有的快速发展。”这是中国IC产业为什么从“爷爷辈”走到“孙子辈”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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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朱贻玮的观点放到当时的语境中，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他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
1965年，石家庄的13所举行了一批半导体器件设计定型鉴定会，13所也是国内首家举行固体电路设计鉴定会的单位。这被朱贻玮视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起点。
而美国德州仪器公司和仙童公司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电路是在1958年，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算，中国集成电路的起步时间只比美国晚了7年。
1963年朱贻玮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了774厂，这是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
彼时的世界半导体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日本在1959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晶体管生产国。1963年，日本NEC从美国仙童半导体那里获得了平面工艺技术（planartechnology）的授权，日本半导体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东方前沿网
1965年，从宝鸡出差回来的朱贻玮回到厂里，试验室技术副主任朱恩均找他谈话，说要研发固体电路，也就是后来的集成电路。那是在清华读书时，老师在专题讲座时提到的新名词，是“划时代的新产品”。
后来厂里成立固体电路大组，朱贻玮任大组长，当时固体电路的封装，采用扁平外壳，在底壳上粘结芯片后，经压焊，再自己封盖板，这样完成的封装。
在上世纪60年代，很多产品创新都是工厂里独立研发，属于“干中学”的技术模式。对劳动技巧性和经验要求较高，涉及的研究开发人员较少，比如当时朱贻玮和团队搞固体电路，工厂完全靠国内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和工人们自力更生做出来。
“部里觉得，在第一代的大厂里搞第三代产品，投资、人力都顾不过来，力度不大，但固体电路还要发展。”朱贻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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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8日，四机部决定在北京筹建878厂，最后厂址选在北京酒仙桥原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从774厂抽调技术人员到筹备组，朱贻玮就是其中一个。
十年建设，878厂集成电路试制和生产进入全面发展的阶段。朱贻玮还记得，在计划经济时代，每年春秋召开的全国电子元器件订货会议上，878厂生产的集成电路是最紧俏的产品之一，订货桌前排长队，盛况持续十多年。当时，厂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62块钱，一块电路就要500块钱人民币。
1973年，朱贻玮参加了我国赴日本的IC产业考察团，参观了日立、东芝、富士通、NEC等八家IC公司和一些设备厂、洁净厂房等。NEC提出可以转让3英寸线的设备和技术，一种技术和设备3000万美元，两种技术和设备4000万美元，三种技术和设备5000万美元。 本文来自东方前沿网
